第326章 社会化的恶

1982年8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的桌上，堆着三个月没拆的信件和杂志。 威叔帮他收着，用橡皮筋一扎一扎捆好，每一扎上贴着小纸条，写着收到的日期。 他坐下来，一封一封地拆。 第一扎是六月的。最上面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永宁镇的老宅地基。 那片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碎砖头、烂木头、杂草，都没了。 地基上立着一块新碑，青石质地，不高，但看着敦实。 碑上刻着十六个名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 信里说，是周师傅自己出的钱，找人刻的碑。 刻了三天，他在旁边蹲了三天。 刻完了，摆了一碗饺子，供了一炷香，就回去了。 以后每年除夕，他来摆一碗饺子。 他儿子孙子，以后也会来。 赵鑫看着那张照片。 废墟没了，碑立起来了。 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风吹不走，雨打不掉。 他看着那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十六个人是怎么死的，碑上没写。 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挣扎，他们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光。 最后听见的声音，最后喊出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名字。 整整齐齐。 规规矩矩。 他想起小时候，镇上也有这样的碑。 立在祠堂门口，刻着历代先祖的名讳。 逢年过节，族人烧香磕头，没人问那些名字后面的人，这辈子过得苦不苦，死的时候疼不疼。 名字刻在石头上，人就变成了一笔一划。 痛苦被过滤干净，只剩下秩序。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把照片放在桌上，拿起第二封信。 是内地一个导演寄来的。 信里说，他的新片拍完了，送审没过。 领导说太伤感，不符合时代精神。 他问了一句：“时代精神是什么？是只有笑，没有哭吗？” 领导没回答他。 片子可能要改。 但会改成什么样子，他还不知道。 可是他会改的，因为想上映。 “我改的时候，忽然想起您一句话。您说，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相信的东西。我想让观众相信，生活是有希望的，痛苦是会过去的。所以我得改，不能让他们看了更难受。” 赵鑫把信折好。 放在照片旁边。 他想起这个导演，以前给他看过剧本。 写的是一个老人找失踪的儿子，找了十年，最后找到一座坟。 剧本最后一场，老人在坟前坐了一夜，天亮时站起来，往回走。 镜头拉远，荒野里就剩一条细细的路。 现在这个结尾，大概不会有了。 观众不需要看见那个老人坐一夜。 观众只需要知道，他最后站起来，往回走了。 痛苦被剪掉，只剩下“往前走”的姿态。 他把信放进抽屉，又拿起第三封。 是谢晋寄来的。 信里说，电影局开了一个会，讨论观众流失的问题。 会上吵得很厉害，有人说观众变了，有人说审查太严。 吵到最后，有个年轻编剧问了一句话：“咱们现在能让观众信什么？” 没人答得上来。 谢晋在信的最后写道： “小赵，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想，你那儿可能有。” 赵鑫看完信，没动。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 阳光照在叶子上，泛着一层油亮的光。 叶子很绿，很整齐，一片挨着一片，风吹过来，它们一起轻轻摇晃，规规矩矩的，谁都不出格。 他忽然想起永宁镇老宅的废墟。 那些碎砖烂瓦被清理干净了，杂草被拔光了，地基上立起一块碑。 废墟变成了墓地，混乱变成了秩序，恐惧变成了名字。 那十六个人受过的苦，挣扎过的夜晚，喊过的名字，流过的泪，全部被抹掉。 只剩下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 后来人去烧香磕头，看着那排名字，心里安宁，觉得都过去了，就都会好。 可那些痛苦，真的过去了吗？ 还是说，只是被压在了那块碑下面，被压成了看不见的东西？ 他想起小时候，祖母说过的话。 镇上发大水那年，淹死了十几个人。 事后镇上人凑钱立碑，刻上死者的名字。 碑立起来那天，祖母没去。 她坐在家里，对着墙上祖父的遗像，说了一句话： “人死了，名字刻在碑上，就当这事完了。可他们死的时候，水灌进嘴里，喊不出声的那种滋味，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后来每次从那块碑前走过，他都会想起祖母那句话。 碑不知道。 碑只知道整整齐齐地站着，让活着的人安心。 1982年9月，赵鑫去了一趟永春。 邓丽君在那儿录民歌，已经住了大半年。 她带赵鑫，去见那些录过音的老人。 第一个是九十六岁的，躺在床上下不来。 邓丽君把录音机放在床头，老人就躺着唱，声音细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唱完一首，她拉着邓丽君的手，说了一大段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她这辈子唱这些歌，从来没录下来过。今天录了，她死了也值了。” 第二个是八十九岁的，还能走路。 她唱完一首，忽然忍不住哭。 哭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这首歌是她娘教她的。她娘死的时候，她不在跟前。现在唱这首歌，就像又看见她娘了。” 第三个是九十二岁的，是个瘦小的阿婆，头发全白了，眼睛却亮得很。 阿婆坐在院子里，唱了一首歌。 唱完，她看着赵鑫，又说了几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谢谢你让人来听我唱。我还以为，这些歌要跟我一起，埋进土里呢。” 赵鑫没说话。 他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 老人的手很瘦，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枯树枝。 但那手握着他的时候，是有力气的，是暖的。 他忽然想：这只手，这辈子受过多少苦？ 年轻时失去过什么人，中年时熬过什么样的日子，老了之后多少个夜晚一个人醒着。 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些苦，最后变成一首歌。 歌里没有那些苦。歌里只有调子，只有词，只有轻轻的声音，像风吹过芦苇。 老人把一辈子的痛苦，酿成了这首歌。 然后唱出来。 唱给一个陌生人听。 1982年10月，赵鑫回到香港。 周慧芳进来汇报工作，说完报表上的数字，又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是永宁镇那块碑。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碑立在那儿，周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像朝鲜。 他看着那张照片，想起祖母那句话：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碑知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朝鲜人所有的苦，都被清理干净。 都被变成名字刻在石头上，都被过滤成“往前走”的姿态，都被整整齐齐地摆进秩序里。 没有人再问那些苦，是什么滋味。 那才是最大的恶，且这种恶，不是制造痛苦的人。 是那些把痛苦，变成秩序，然后假装痛苦不存在的人，甚至为此欢呼喝彩的人。 他放下照片，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凤凰木，叶子已经落光了。 光秃秃的树枝，朝着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的手。 那只手很瘦，很轻，握着他的时候，却是有力气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那个笔记本。 不是因为要写什么。 是因为那个本子是空的。 空的，才能装下那些，还没被变成秩序的东西。 他回到桌前，打开抽屉，把那张照片放进去。 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他合上抽屉，没有锁。